修明武備 — 清代軍事文物
清朝（1644–1911 年）是滿族統治的政權，其武力基礎建立於嚴謹的軍事組織、卓越的軍事技術和獨特的尚武精神之上。紫禁城作為政治軍事的中樞，承載了清朝二百餘年的軍事記憶，充分反映滿族承繼尚武祖訓、汲取軍事技術並加以創新，以及創建禮制的文化取徑，是典藏傳統軍事文化的豐富寶庫。展覽展出約190 件故宮博物院藏清代宮廷軍事文物，包括盔、弓箭、刀劍、馬具、繪畫、織品、圖籍和科學儀器等眾多類別的豐富文物。
龍興八旗
清太祖努爾哈赤以傳統狩獵組織為基礎建立的八旗制度，以及其後陸續設置的各種專業部隊。
八旗制度是清朝建立的多族群聯合社會軍事組織，由努爾哈赤於1615年創建，分為鑲黃、正黃、正白、正紅、鑲白、鑲紅、正藍、鑲藍共八個旗色，後期又增設了蒙古八旗和漢軍八旗。該制度在軍事、行政和生產方面均發揮了至關重要的作用，為清朝的征戰與統治奠定了基礎，旗人享有政治、經濟等方面的特權。
八旗對清兵入關和此後維持政局的穩定起到了至關重要的作用，出征平叛，無役不與，因此被清朝統治者視為「國家根本所繫」。清廷在施政方面採取旗民分治的政策，在漢地的統治基本上沿用明制，而八旗卻在行政隸屬上則獨立於這一體系之外，保持在滿洲形成自身特有的傳統體系，因此又被稱為「國中之國」。八旗子弟「生則入檔，壯則當兵」，故以披甲從軍為主要職業，此外還可選擇出仕，他們在教育、科考、任職、律法等政治、經濟領域均享有一定特權，八旗成員從而控制國家的各個層面。
自清中後期，由於八旗人丁的滋生而兵額有限，閒散旗人增多，從而導致了八旗生計問題突顯。相對安逸的生活也造成了八旗兵丁逐漸疏於操練，給了湘軍等漢人地方武裝的崛起的機遇；另一方面，西方列強用新式武器打開了中國的大門，統治者嘗試對八旗進行改制以適應時局，但都收效甚微，無法阻止清朝和八旗走向衰敗。
民國初年，八旗衙門因《清室優待條件》獲得保留部分職能。1938年，隨着最後一支八旗組織新疆錫伯旗營被改編為縣治，八旗正式成為歷史。
創建之初
八旗制度的直接來源是「牛彔額真」（滿語：ᠨ᠋ᡳᡵᡠᡝᠵᡝᠨ，穆麟德轉寫：niru ejen），本為明代女真人出獵開圍之際臨時設立的「十人之總領」。1584年，出身建州左衛的努爾哈赤興起，牛錄額真，此後漢譯佐領，遂成為建州治下的正式官名，且統轄規模擴大至300人[。努爾哈赤在征服女真各部的過程中不斷兼併部眾，佐領的數目也不斷增多，對主動來歸的部族，編隸時會考慮保持其血緣組織的完整性。努爾哈赤在每個牛錄設佐領1員，5佐領為1參領，設參領1員；5參領為1旗，設都統1員。都統之上為各旗旗主、領主，由努爾哈赤及其子侄擔任，為入八分王公。
1615年，建州已經吞併除葉赫之外的所有女真部落，而且蒙古、漢人也多有歸附。麾下牛錄已有百倍於起兵之初的規模。努爾哈赤在已建的黃白紅藍四旗的基礎上，再增設四旗，以原四色旗分別鑲邊。原有的四旗稱之為正黃、正白、正紅、正藍，而稱新設四旗為鑲黃、鑲白、鑲紅、鑲藍，從而形成了八旗之規模。
八旗集行政、軍事、社會、生產等職能於一身，對滿洲及清朝的崛起影響深遠。八旗作為行政組織，凡牛錄所轄之人皆為八旗社會階層中的部民，統治者以旗統之，發布政令。八旗將士「出則為兵，入則為民」，遇到戰爭時期由各旗從各牛錄抽調兵丁，作戰完畢後即回歸牛錄以耕養戰。八旗制度還把原先散居各處、互不統屬的部民整合在一個統一的組織當中，以旗-參領-佐領統治系統，建立起了一個井然有序的管理模式，使得來源不同旗人成為了一個不易分裂的整體。
清朝時期
1650年，多爾袞去世，順治帝開始親政。為了加強皇權，順治帝親自統領了原屬多爾袞的正白旗，由皇帝控制鑲黃、正黃、正白三旗，稱「上三旗」，皇帝的戶口登記在鑲黃旗內，稱「鑲黃旗第一參領第一佐領上御名[註 3]」，故鑲黃旗為頭旗。由諸王公、貝勒掌控的正紅、鑲白、鑲紅、正藍、鑲藍五旗則被稱作下五旗，其中正紅旗主為禮親王、鑲白旗主為肅親王、鑲紅旗主為克勤郡王、正藍旗主為豫親王、鑲藍旗主為鄭親王。
因八旗順序有別，所以旗人由於戰功或與皇室恩賜等原因從下五旗改隸上三旗者，稱之為「抬旗」；而在同一旗色或旗分之間的戶口轉換則稱之為「改旗」。
入關前，由於施行八旗領主分封制的緣故，各旗不論財物還是屬人對於入八分領主而言私屬性質都很強。但隨着順治帝規定天子親領上三旗，八分之制已徹底瓦解。為加強中央集權，清朝統治者開始剝奪旗主和入八分王公領主在各自旗內的權力。順治年間，開始以王公薪俸製取代旗主均分制，八旗議政之制也被取消。此後，王公對本旗軍隊的統領權也遭到了削弱。
雍正年間，雍正帝為了進一步加強中央集權，他以儒家「天無二日」之論發布諭旨，將下五旗旗人官員與旗主王公、貝勒的從屬關係徹底廢除，僅保留各屬下包衣的直接控制權。下五旗中的旗分佐領，也由皇帝直轄。旗主對於本旗官員的任免權也被剝奪，八旗都統在康熙年間起施行跨旗擔任，以防旗主王公掣肘。雍正元年（1723年），清廷在北京正式設立八旗都統衙門，改變此前百餘年間，八旗都統「在府辦事」，無公所衙門的境況。
清朝前期，多數八旗子弟的生活水平高於普通漢人。然而，相對安逸的生活也造成了八旗兵丁逐漸疏於操練。清廷以「國語、騎射」為國策，然而至乾隆年間，京旗兵丁和各地八旗駐防均有疏於操練、武藝不精的現象存在。而八旗大臣中知兵者也越來越少。這些都給了清後期湘軍、淮軍等漢人地方武裝崛起的機遇；另一方面，自鴉片戰爭以來，西方列強用新式武器叩開了中國的大門，統治者所倚重的「騎射」也被時代所淘汰，清廷曾嘗試對八旗進行改制以適應時局，及新式陸軍建立，將部分京旗部隊編為陸軍第一鎮，但均收效甚微，無法阻止當時內憂外患的清朝和八旗走向衰敗。1907年，清廷廢除旗民分治政策，然而僅僅4年後，辛亥革命爆發，清朝滅亡。
合符
「合符」通常指的是古代官員或使者所持的信物，用來證明身份或傳達命令。
圓明園八旗槍營，亦稱「圓明園內務府三旗護軍營」，是衛 戍圓明園及護衛皇帝的衛隊。合符用於調動軍隊，一般以金 屬打造，調兵者持陽符，軍隊持陰符，陰陽符相合則可調 兵。此一合符為製作正式金屬合符之前的木製樣本。
將領持有陽文合符，軍隊則持陰文合 符，兩者相合形成一種雙重確認機 制。合符除了作為調兵遣將的一種憑 證外，還象徵着皇權的威嚴與合法 性——只有持有合符的人才能發號 施令，確保了軍事行動的合法性和 權威。
清政府為維護封建統治、保障全國武器裝備的精良與製造供給，始終高度重視各類軍器的配置發放渠道及生產模式，並建立起獨特而完整的軍事裝備與兵工體系。這套體系對於清王朝的鞏固、繁榮與發展，以及在抵禦外來侵略、維護多民族國家統一團結方面，曾發揮過積極而重要的作用。
根據清朝制度，無論是皇帝、宗室王公、八旗世爵、文武大臣，還是各省督撫總兵、八旗勁旅與綠營兵伍，皆身著甲胄，佩箭懸刀。各類軍器的形制、配給與數量，均按等級嚴明規定，從而形成上下鎧甲鮮明、四處刀光劍影的大清兵器展示場。 每人所配兵器的數量，如同頂戴、補服與俸銀、祿米一般，標誌著其地位、爵位及官階的高低。
實際上，特別是到了清朝中期以後，除了正規軍隊之外，宗室封爵者、總督巡撫等大臣已極少或完全不再實際操練兵器。數千卷的典章制度與訓諭詔令，大多被束之高閣，既無人過問，也未能有效執行。
皇帝御用兵器
甲冑分為大閱與隨侍兩類；弓箭則區分為大閱、大禮、吉禮、隨侍、行圍等種類，其中箭矢依照不同場合、活動與使用對象，更細分為數十種。以火槍為例：康熙帝擁有五種，乾隆帝多達十一種；盛裝弓箭的撒袋與佩刀則各備有三類。然而這僅是典制記載的部分，實際御用兵器數量遠超記載，且多數質地優良、工藝精湛、性能卓越，部分甚至可與當時世界最先進武器媲美——例如康乾時期多種「自來火槍」（即燧發槍）便屬此列。
宗室封爵兵器
親王、世子、郡王、長子、貝勒、貝子、鎮國公、輔國公、鎮國將軍、輔國將軍、奉國將軍、奉恩將軍等宗室王公，按制應配備盔甲、腰刀及撒袋，基本人手一副。至於弓箭配額則有明顯差距：弓具配置多者七張，少者兩張；箭矢數量依次為：3,000支、2,000支、1,700支、1,500支、1,000支、700支、600支、400支、300支、200支、170支。
世爵及文武百官皆配甲胄、撒袋、腰刀各一副，弓兩張。箭矢數量則依品秩高低等差配置，以五十支為單位遞減：公爵550支、侯爵500支、伯爵450支、子爵400支、男爵350支、輕車都尉250支、騎都尉200支、雲都尉150支。武官一至五品參照子爵至雲都尉標準，六品以下均為百支；文官配額略減。若世爵中官職高於爵位者，按官職標準配箭；爵位高於官職者，則依爵位標準配給。
八旗、各省官兵兵器
八旗分為京師與駐防兩大體系，內部又區分為滿洲、蒙古、漢軍三類。「其制以旗統人，即以旗統兵」。常備盔甲、腰刀配置與武職官員相近，主要差異在於箭支配額：從都統、副都統、參領、佐領、驍騎校、領催至馬甲，配箭數量介於400支至50支之間。各省總督、巡撫、提督、總兵各配箭400支；副將、參將、游擊、都司、守備、千總、把總及外委則依等級配置350支至70支不等。
刀劍天下
“北門外聚居著鐵匠，專門鑄造鐵甲；南門外則聚集製作弓與箭的匠人，專司打造弓矢。這段關於清朝開國戰爭時期手工作坊的記載，生動再現了當時兵器製作的景象。事實上，因清朝歷代皇帝對武備的重視，各類兵器的製作工藝均得以蓬勃發展。至清末道光與光緒年間，飛龍閣所藏御用兵器（不計箭矢）已多達數百件。現今故宮博物院與瀋陽故宮博物院擁有最豐富的刀劍藏品，其中最早的藏品是清太祖努爾哈赤的御用寶劍。然而有趣的是，這把太祖御劍實為明朝宮廷賜予其的「龍虎將軍劍」。
刀是中國歷史上最早出現的兵器之一。據研究資料顯示，早在舊石器時代就已存在形制類似刀的打製石器。原始人用它來切割、砍劈、刮削，或處理獸皮。最初，刀是以生產工具的形式存在，隨後被賦予搏鬥砍殺的功能，其形制也逐漸定型。
自秦漢起，刀便區分為戰刀與佩刀：佩刀講究樣式別緻、鑲飾精美，側重裝飾效果及彰顯持有者身份；而戰刀因需用於生死搏殺，更注重實戰需求，要求刀體堅韌、重量適中，且整體結構設計須符合實用性。隨著生產技術與社會文化的發展，刀的分類方式日益多元。發展至清朝，御用兵器迎來鼎盛時期。由於歷代清帝崇尚武功，對御用兵器的製作極為重視，因而推動各類兵器的工藝發展。清代刀的種類尤為繁雜，包括腰刀、脾刀、背刀、窩刀、割刀、鴛鴦刀、船尾刀、繚風刀、滾背雙刀、雙手帶刀等，形式極其豐富多樣。
清朝初期處於連年征戰的歲月，製作材料匱乏、工匠稀少、工藝落後，即便是帝王御用兵器也難脫樸素風貌。例如清太宗皇太極的御用腰刀，無論是材質選用、製作工藝或裝飾技法，皆保留著清軍入關前原始簡樸的氣息。直至清朝中期，隨著帝國進入「盛世」，國力充沛、帝王追求風雅、工匠技藝日益精湛，此時製作的御用腰刀已逐漸失去實戰功能，轉而以華麗外觀為核心，製作愈發考究。除了傳統鑄造與鍛造工藝，更廣泛運用錾刻、鑲嵌、累絲、錯金銀等複雜技法。從乾隆朝製作的數百種御用腰刀與寶劍可見，其設計已臻化境，選材力求搜羅天下珍品，紋飾追求極致繁複華麗，即便今人觀之，仍不禁驚嘆其中蘊藏的巧奪天工之技與美學境界。
「天地人」款腰刀與寶劍
「天地人」款腰刀與寶劍向來聲名顯赫。據記載，清朝統治時期，紫禁城內的梵宗樓曾供奉乾隆皇帝御用刀劍，其中便包括廣為人知的高宗御製「天地人」款刀劍。然而清末動盪導致部分珍品流散宮外。
清乾隆十三年（1748年），內務府造辦處接到皇帝旨意，歷時十年製作了寶劍30把、腰刀30把。因刀劍上有「乾隆年製」與「天」、「地」或「人」字號，故稱「天地人」刀劍。清宮造辦處自乾隆十三年（1748年）至乾隆六十年（1795年）間，共打造四批御用刀劍，每批含腰刀30把、寶劍30把，總計240件。這些刀劍按「天、地、人」三款編號分級，每五件一組珍藏於48個楠木箱中：刀箱統稱「湛鍔韜精」，劍箱則題為「神鋒握勝」。
這過百把刀劍成為了清代宮廷武備的代表。這些有着不同樣式和名字的帝王專屬，必然也反映了製作的規律以及皇帝的個人意志。
異域進貢的刀劍
刀劍是向清廷進貢的代表性物件之一。精良的冰兵刃不緊彰顯華貴，盡獻武器亦有願為宗主國效力之意。
這三把刀分別見證了清朝三個重要歷史事件：乾隆45年班蟬額爾德及進京朝觐，以及準噶爾戰役與土爾扈特都東歸。
「水斷蛟龍薄析兕，光連星斗氣如虹。」此乃乾隆皇帝在御製《題廓爾喀貢刀六韻》中對廓爾喀 (現今尼泊爾一帶)進貢寶刀的評語。雍正時期，清廷與廓爾喀曾維持封貢關係，其後中斷。軍事征服後，戰敗一方往往通過盡獻武器來表求和意。 至乾隆五十八年，歷經兩次戰役後，平定廓爾喀進犯之後，廓爾喀向清廷稱臣，成為清朝藩屬，雙方重建友好往來的封貢體系。廓爾喀素以鑄刀技藝聞名於世。廓爾喀於乾隆57年開始進貢兵刃。其兵刃既保留地域特色，又深受莫臥兒帝國兵器形製與裝飾工藝的影響，衛青工刀劍收藏增添了異域風情。
「天朝上國之榮光，從萬國來朝之盛況便可見一斑！」在古代，衡量國家強盛的標準，往往體現在藩屬國的數量多寡，以及該國國民在異域所受的禮遇程度。
作為清朝重要的藩屬國，琉球多次向清廷進貢刀劍。除藩屬進貢外，清宮還通過外交往來、市節互換及商業貿易等多元管道，廣納域外兵器。這些來自不同地域的刀劍，寄豐富了皇家收藏，又展現了清廷"富有天下"的氣象與格局。
騎射與槍炮
清朝的騎射是滿族的看家絕技，是建立和維護清朝統治的關鍵；其內容包括騎馬和射箭，自努爾哈赤時期萌芽，並在八旗制度下確立並貫徹，特別在康熙、乾隆時期達到頂峰，透過嚴格的官學教育、武舉考試和木蘭秋狝等實戰訓練，將其制度化，是清朝維持其軍事和民族傳統的基礎，儘管後來隨著火器普及和八旗腐化而衰微，但仍是清代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
在眾多兵器之中，弓箭佔有顯著地位。清廷將弓矢騎射列為祖制，並載入國家法典，告誡後世永遵勿替。順治皇帝曾明確指出：「我朝勘定天下，皆弓矢之力也。」將單一兵器的地位與作用提升至如此高度，在中國歷史上可謂絕無僅有。 正因如此，康熙、雍正、乾隆三朝皆對弓箭格外青睞與重視。雍正皇帝更斷言：「自古以來，各種兵器能如我朝之弓矢者，斷未之有也。」應當承認，後金及清初時期的弓箭確實為新政權的建立與鞏固立下顯赫功勳。在傳統兵器體系中，當時的弓箭無論在射速、靈活性，還是殺傷威力方面，確實具有其他兵器難以比擬的優勢，因而始終受到官方重視，長期作為戰場上的主要武器。
清朝鼎盛時期的幾位皇帝都重視騎射，其中最身體力行者當數乾隆帝。《乾隆禦制詩五集》卷廿五中有《騎詩》一詩，在注中提到他十二歲即陪康熙帝“臨門騎射，每因射中，荷蒙天語褒嘉”。乾隆帝每年要舉行圍獵騎射，親自倡導，在他八十歲時還親臨木蘭打圍。據《清朝野史大觀》，每年夏季接見完武官之後，乾隆帝即率百官至宮門外“較射”，如官員較射三箭不中，立刻予以斥責；秋歲出塞時他也要較射，每次都是三矢三中。乾隆十四年（1749）十月，他於南苑大西門外連射九矢，竟無虛發，可見射術之高。乾隆帝認為：“本朝以弧矢得天下，豈可忘本？”為了保持武士的“尚武”傳統，他不僅身體力行，還制定了各種規章，特別強調八旗子弟自幼就要學習騎射。
旗人家的男孩降生後，要在大門上懸挂弓箭，預示將來有弓馬前程。弓箭是旗人家幼童的玩具，以柳木為弓、荊蒿為矢、鳥類為羽，幼童攜自製小箭，每人出兩枝豎立一堆，距三十步遠，依次射中得箭，“孤矢之利，童而習之”。正因為自幼練習，旗人十幾歲時，便已善於騎射了。
清朝板指
清朝板指最初是滿族射手用來保護拇指的實用工具，後來在乾隆帝的推廣下，演變為象徵身分與地位的裝飾品，材質也從鹿角等獸角豐富至玉、象牙、金銀、珐瑯等，並發展出素面「武扳指」和雕飾精美的「文扳指」等樣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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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用工具的起源 - 板指的前身是「韘」，是一種在射箭時套在拇指上勾弦的器物，可保護手指免受弓弦的傷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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滿族傳統的象徵 - 乾隆帝極力推崇滿族的騎射文化，將板指視為尚武傳統的象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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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份與地位的象徵 - 在清代中晚期，佩戴板指盛行，尤其在旗人之間，成為一種身份的象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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材質 - 清代的材質變得豐富多樣，包括玉、翡翠、瑪瑙、象牙、金銀、珐瑯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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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扳指：: 外壁刻有詩句花紋，用於觀賞和把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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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扳指：: 素面，主要用於實用功能。
騎射飾物
清朝皇帝擁有良馬達二十萬匹，由上駟院管理，主要牧場在北京南苑、內蒙商都達布遜諾爾、盛京（今瀋陽) 大凌河和外蒙的達里岡愛牧場。他們喜愛馳騁馬上，不論是驅策戰馬的馬鞭，或是用於召喚獵物的鹿哨，都精美異常。在騎射遊獵之間，形成獨特的尚武美學。
槍炮
清代火器以火炮與火槍為主體。統治者透過對明軍作戰及清初平定叛亂的經驗，深刻認識到「欲攻敵非炮不克」的戰略需求。康熙三十年（1691年）特設火器營，配備槍炮分發八旗，自此「我朝之神威蓋震於四域」。火器營分內外二營，內營炮營配置火炮四十位，標誌著清軍首支獨立炮兵與火槍部隊的誕生。清廷在火器種類、性能與數量上持續創新發展，使武器裝備體系顯著提升。
京師武備體系中，火炮配置充實且種類完備。乾隆年間漢軍八旗約配備銅鐵火炮六百位，至嘉慶朝各旗配置數為：鑲黃旗六十九位、正黃旗七十九位、正白旗六十九位、正紅旗七十四位、鑲白旗六十二位、鑲紅旗六十八位、正藍旗六十五位、鑲藍旗七十二位。北京內城九門、外城七門均築有防禦性甕城，共部署「神樞」「得勝」「法功」「紅衣」「神武」等各型火炮達一千九百三十七位，隨時可補充各營作戰需求。
八旗軍入關後陸續組建專屬炮兵部隊，其中子母炮成為其特色裝備。清代子母炮係由明代佛朗機炮演進而來，標準配置為一門母炮搭配五發子炮（呈長體炮彈形制）。作戰時將子炮自母炮後膛裝填，首發射擊後可迅速更換子炮，省去傳統火炮需重新裝藥、搗實、填彈等繁瑣流程，大幅提升射擊效率，堪稱早期速射炮，形成顯著火力優勢。
雍正皇帝總結歷代戰役經驗，明確指出「子母炮軍中最緊要利器」，遂於雍正五年（1727年）頒旨八旗，在原有每旗配備6門的基礎上增設4門，確立每旗標準配備10門子母炮的定制。此項革新不僅強化清軍火力結構，更展現清代對火器技術的戰略性運用與制度化管理。
測炮象限儀
測炮象限儀是一種用於測定火炮發射時的角度和距離的儀器，它置於火炮之上，通過游標上的小孔來實現這一測量功能。 它是在中國清朝乾隆年間由清宮造辦處製造的，屬於故宮博物院的藏品之一，並被收錄於《皇朝禮器圖式》中。
主要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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角度測量：: 用於確定火炮與目標之間的仰角或方位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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距離測量：: 配合角度，可以測算出火炮與目標之間的距離。
歷史背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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製造時期：: 清朝乾隆年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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製造者：: 清宮造辦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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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錄記錄：: 被收入於《皇朝禮器圖式》一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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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存狀態：: 屬於故宮博物院的藏品。
結構與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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測炮象限儀使用時，會被直接置於火炮之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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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通過游標內的小孔來觀察目標，以確定角度並進行測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