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4年是中法兩國建交60周年及中法文化旅遊年,由香港故宮文化博物館、故宮博物院與法國凡爾賽宮聯合主辦的「當紫禁城遇上凡爾賽宮——十七、十八世紀中法文化交流」特展。展覽匯集紫禁城及凡爾賽宮的近150件古董珍品,將十七世紀下半葉至十八世紀百多年間,中法宮廷在文化、藝術、科技等領域互鑒互賞、彼此啟迪及交流的歷史引入展館。
十七、十八世紀的紫禁城和凡爾賽宮,分別是中法兩國的政治及藝術文化中心。兩座宮殿雖距離遙遠,卻對彼此充滿好奇。在兩國宮廷的主導和法國傳教士的推進下,中法兩國的文化及藝術思想交匯、碰撞,開啟了深刻的交流,一直延續至今。在互相尊重、相互學習的氛圍中,新的技術、知識和藝術形式在兩國繁茂滋长,也書寫了兩國文化交流互鑒的絢彩篇章。
兩座宮殿 - 紫禁城與凡爾賽宮
莊嚴肅穆的紫禁城,富麗堂皇的凡爾賽宮——兩座宮殿分別為中法政治、文化與藝術中心,相隔萬里,卻早在300多年前相遇。
「兩座宮殿」將紫禁城和凡爾賽宮的宮廷行政與生活並置,比較中法皇室文化的異與同,如何鋪墊日後的交流。中國清朝的康熙帝、雍正帝、乾隆帝,法國國王路易十四、路易十五、路易十六,不僅以其品味與喜好主導各自宮廷的方方面面,更以寬闊的視野和向外探索的意願,成為中法文化交流的推動者。展區展出中法領導者的畫像、衣物、皇室用品,以及中法君主的世系表等,多角度描繪十七、十八世紀兩國的宮廷面貌。
在「兩座宮殿」中有來自法國的展品凡爾賽宮皇家禮拜堂大門鑰匙,鑰匙飾皇冠及法國皇室百合花紋樣,可打開凡爾賽皇家禮拜堂的厚重大門。來自故宮博物院的乾隆帝朝服像則是一副巨大的乾隆皇帝全身畫像,青年乾隆帝正面端坐於寶座之上,以示威嚴肅穆。
璽冊和鎖匙是權力的象徵,也見證了中法宮廷風雲變幻。

紫禁城,明清兩代二十四位皇帝的皇宮,是中國古代帝制的核心像徵與舉世無雙的宮殿建築傑作。 它始建於明永樂四年(1406年),歷時十四載建成,不僅是宏大的建築群,更是一部以木頭、石頭和琉璃瓦寫就的哲學與權力典籍。其名“紫”取自天帝居所“紫微垣”,彰顯皇帝“天子”之尊;“禁”則昭示其森嚴的皇家禁地身份。
整棟建築嚴格遵循封建禮制與陰陽宇宙觀。外朝以太和、中和、保和三大殿為中心,是皇帝行使皇權、舉行盛大典禮的場所,其磅礴氣勢旨在烘托皇權的至高無上;內廷以乾清宮、交泰殿、坤寧宮及東西六宮為主體,是皇帝處理日常政務與後宮眷屬居住精巧生活的私密生活領域,佈局。
在近五百年的歲月中,這裡既是帝國的神經中樞,決定著天下的命運,也是一個被宮牆隔絕的微型世界,上演著波諦雲詭的政治鬥爭與皇家生活的悲歡離合。它的一磚一瓦、一草一木,都深刻 體現著中國傳統的哲學思想、等級秩序和皇權文化。
總而言之,紫禁城是皇權理想在物質形態上的終極體現,是中國古代宮殿建築的無上瑰寶,它所承載的歷史記憶與文化精神,遠超越其作為建築本身的存在。
凡爾賽宮,乃法蘭西帝國絕對君主制的輝煌核心與終極象徵,是歐洲最宏偉壯麗的宮殿建築之一。
它於十七世紀由「太陽王」路易十四下令,在原本的狩獵行宮基礎上耗費巨資、歷時數十年擴建而成。其建造初衷遠超於打造一座居所,而是作為一項宏大的政治工程:路易十四藉此將整個國家貴族集中於此,以奢華的儀式與無盡的娛樂活動消磨其精力,使之遠離地方權力根基,從而鞏固中央集權。凡爾賽宮本身就是國王權力的展示場,其設計處處旨在彰顯王權的至高無上與法國的富強。
整個宮殿建築群以其巴洛克與洛可可風格的極致奢華聞名。鏡廳、國王與王后寢宮、戰爭廳等,無不金碧輝煌,以大量的繪畫、雕塑、水晶吊燈與金飾裝點,其華美與規模在當時震驚了整個歐洲。
宮殿的布局亦經過精心設計。核心宮殿是君主理政與舉行盛大儀式的舞台;廣闊的法式花園幾何對稱,象徵人類以理性秩序征服自然,同時也是舉辦露天慶典的場所;而大小特里亞農宮則成為王室成員逃避嚴格宮廷禮節的私密避世之所。
在超過一個世紀的時光裡,凡爾賽宮不僅是法國波旁王朝的權力神經中樞,其建築風格、宮廷禮儀與文化生活更成為全歐洲王室競相模仿的典範,深刻塑造了舊時代的歐洲貴族文化。1789年,法國大革命在此爆發,象徵著舊制度的終結,這座宮殿也因此見證了從絕對王權走向現代世界的歷史轉折點。
總而言之,凡爾賽宮是歐洲絕對君權的物質化身,其存在本身就是一種政治宣言。它不僅是一座宮殿,更是一台精密運作的政治機器與一個時代的文化縮影。


一把打開凡爾賽宮皇家禮拜堂大門的鑰匙。鑰匙上飾有王冠及法國王室百合花紋樣,散發出優雅氣息與歷史的重要意義。
鎖匙飾皇冠及法國皇室百合花紋樣,可打開凡爾賽皇家禮拜堂的厚重大門。路易十四時期,每天上午十點國王均前往禮拜堂,在貴族和朝臣陪同下參與彌撒。


紫禁城:中國皇權的宇宙中心
主人身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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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清兩代皇帝(1368-1912),如永樂帝、康熙帝、乾隆帝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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皇帝自稱「天子」,強調「君權神授」與儒家倫理下的宗法統治。
權力象徵與空間設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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封閉式佈局:紫禁城以中軸線對稱,外朝內廷分明,體現「天人合一」與等級秩序。太和殿的恢弘尺度彰顯皇權至高無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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隱秘性:後宮生活被高牆隔絕,皇帝與外界通過官僚體系(如內閣、軍機處)間接聯繫,強調「垂拱而治」。
統治邏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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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家禮制:通過科舉、禮法維繫帝國運行,皇帝需遵循祖制、平衡朝堂勢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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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族式管理:皇室與國家界限模糊,皇帝既是君主又是「天下大家長」。



印璽為康熙帝所有,印文"育德勤民",源於易經,藴涵勤政愛民的執政思想。
玉冊則彰顯乾隆帝的武功之勝,見證他整頓邊疆的軍事勝利,稱"十全武功"。


凡爾賽宮:法蘭西絕對主義的舞台
主人身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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波旁王朝國王(1682-1789),尤以路易十四爲核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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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王以「太陽王」自居,宣稱「朕即國家」,權力源於神授但更依賴世俗控制。
權力象徵與空間設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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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放式炫耀:凡爾賽宮以鏡廳、花園等空間展示奢華,旨在震懾貴族與外國使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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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衆性:國王生活部分公開(如起牀禮、用膳禮),將貴族圈禁於宮廷,以儀式消解其政治反抗力。
統治邏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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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集權工具:通過宮廷禮儀、官職賞賜馴化貴族,削弱地方勢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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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霸權:藝術成爲政治宣傳手段,路易十四用芭蕾、建築塑造「文明中心」形象。
科學與外交
作為紫禁城和凡爾賽宮的主人,清康熙帝、雍正帝、乾隆帝,法國國王路易十四、路易十五、路易十六,以及各自的宮廷成員,不僅以其品味與喜好各自主導兩個宮廷的各方面,更以寬闊的視野和向外探索的意願,成為中法文化交流的推動者。他們從未謀面,卻在彼此的凝望和想像中,將兩座宮殿、兩個國家、兩種文化之間的交流推向前所未有的高度。
三、四百年前,歐洲法國與“遠東”中國兩個宮廷長達百年的“隔空之交”。兩國不互派外交使團,但法國教士來華、器物跨洋遠行、以及君主們對彼此國家和文化的濃厚興趣與誠摯探索,使得中法雙方在科學技術、工藝製作、思想藝術等多方面達成深刻且多元的交流。
康熙帝自幼酷愛天文和數學,重視歐洲科學。此次展出的南懷仁款渾儀、盤式手搖計算器、黑漆彩繪鐘等展品,以及一系列清宮仿製天文、數學儀器,都將康熙帝對科學的濃厚興趣向當代觀者“和盤托出”。同時期的法國,路易十四推動設立法國科學院,其中一部分成員組成“國王數學家”使團被派往中國,他們精通天文曆法、地理測繪、數學、宗教,以及基本的中國文化與藝術常識。兩位同是沖齡即位,推動各自國家成為區域性強國的君主以此種方式隔空相遇了。
路易十四是一位雄心勃勃的君主,柯爾貝爾亦滿懷壯志,他們希望將法國發展成當時歐洲最重要的國家。出於軍事、地理等多重因素的考量,他們意識到必須借助學者們的博學廣識來推動國家不斷進步,各位科學家所作出的貢獻也對這對君臣的藍圖構想起到了至關重要的作用。
在創立法國科學院不久後的1670年,路易十四下令建造巴黎天文台,這座出自克勞德.佩羅之手的優美建築直至今日仍然存在。克勞德曾著手設計盧浮宮柱廊,亦是現代童話奠基人夏爾.佩羅的兄弟。巴黎天文台的創立標誌著天文學對法國君主的重大意義。彼時,天文學在整個歐洲是一門重要學科,修道院修士們在修習過程中需進行天文學方面的學習,以此構建起他們堅實的科學素養,在研習學院中,天文學與數學等學科均被正式納入教學體系。




沙皮托款提環赤道公晷儀
鍍金銅提環赤道公晷儀,18世紀法國製造,晷盤直徑18.8公分。清宮舊藏。這是一個可以演示太陽、月亮圍繞地球轉動以及日、月食現象的小型天體演示儀器。
此提環赤道公晷儀由三重環圈組成:外層為銅圈,附有提環;中層為子午圈,刻有周天360度;內層為時刻盤,盤面及內壁刻有時刻線及羅馬數字計時標記。子午圈的南北極處設有一固定直表,直表一面刻黃道十二宮,另一面刻十二月令。直表中縫設有游表,游表中心開有透光孔。子午圈上鐫有「CHAPOTOT A PARIS」銘文。
使用此日晷測時之操作法:先將提環依據測時點的地理緯度,固定於子午圈上相應度數處,並使子午圈與時刻盤垂直;再將游表表尖對準直表上當日所處的宮度與日期;最後手提提環,轉動直表,使日光從透光孔穿過,此時觀測日光在時刻盤上的投影位置即可得知時刻。
提環赤道日晷具有結構簡單、操作便捷、利於攜帶等特點,18世紀於西方盛行一時。傳入中國後亦深受清廷青睞,遂形成清中期以前此類日晷使用數量最盛之局面。










盤式手搖計算器
盤式手搖計算器這是一部由清宮依照巴斯加計算器原理製造的盤式手搖計算器,利用齒輪裝置,可進行加減運算。
巴斯加計算器,又名帕斯卡加法器或滾輪式加法器,是法國數學家布萊茲·帕斯卡(Blaise Pascal)於1642年發明的、人類歷史上第一部機械式計算工具。 它能進行加減法運算,也可通過重複加減實現乘除法,其原理基於特殊的齒輪設計執行進位。

一件無法在香港展出的藏品是一條精美的法式掛毯,上面描繪了順治皇帝和幼年康熙的形象,畫中二人身旁站立著南懷仁(佛蘭德人)和湯若望(德國籍)兩位神父。南懷仁時任欽天監監正,負責觀察天象、制定曆法,該機構在當時的中國具有重要作用。由此可見,康熙皇帝在幼年時期便已培養了對天文學的濃厚興趣。而這件製於17世紀90年代的法國掛毯,也記載了中國帝王的歷史,成為法國藝術界對中國審美意趣早期探索的典範之一。該掛毯所隸屬的“中國系列”共包含九幅掛毯作品,通過這些瑰麗的針織品,世人得以一窺昔時掛毯製作工藝的精妙。
至於由中國傳回法國的農學和地理學的相關知識,科學院成員們很可能仔細研讀過耶穌會士寄回法國的信件,神父們曾撰寫大量書信發往法國,詳細記錄他們在中國的所見所聞。這些信件在18世紀早期便已公開刊行,因此科學院成員必然接觸過其中部分內容。當時的法國政府官員正著力尋找提升農業技術的方法,而彼時中國已掌握許多法國尚未知曉的技術,了解這些方法至關重要。出於對經濟利益的考量,政府對這方面的內容表現出濃厚興趣。

這些精美絕倫的工藝品(中法合璧的陶瓷、玻璃器、琺瑯器與紡織品)見證了紫禁城與凡爾賽宮之間的交流互鑒。中法兩國均擁有深厚的文化底蘊與精湛的工藝技術,不僅引進和收藏對方製作的珍貴器物,兩國的能工巧匠還相互學習、借鑒,不斷獲得新的靈感,創造出中法交融的新藝術形式。亮點展品包括中國訂、法國製的菊花紋壺、由綉墩(古時坐具)改造而成的纏枝蓮紋獅首耳桶式瓶、法國「蕾絲」圖案布料的皇室櫜鞬等。
琺瑯工藝
在器型小巧、顏色亮麗、紋樣細膩生動的金胎畫琺瑯菊花紋壺壺底,曾經隱匿在跨洋定製時空煙雲中的琺瑯工藝的秘密被發現,敘述這一故事的恰恰是琺瑯器表面釉料顏色的細微差異。法國製琺瑯使用錫石作為白色釉料的呈色劑,釉面呈錫白色,中國製琺瑯使用不同染料,釉面則呈砷白;法國製琺瑯的黃色成分為鉛、錫和銻,含銻的黃色視覺上偏橘,中國製琺瑯的黃色則為鉛錫黃II型。除此之外,法製琺瑯的壺柄和壺流部分並未施釉。展覽將產自兩個不同國家的同一器物同時展出,揭開文物身世之謎的同時,也將中法兩國對彼此頂尖技藝的痴迷傳達給觀者。
陶瓷工藝
中國擁有超過一萬年的陶瓷歷史,從新石器時代的彩陶到宋代的白瓷與青瓷,再到青花瓷的成熟,展現出悠久而豐富的製瓷文化。 中國的陶瓷工藝發展出了獨特的風格和技術,如景德鎮的瓷器、青花瓷等,不僅在歷史上對世界產生影響,也體現了中國的審美觀。
法國的陶瓷工藝受到東方瓷器的啟發,在十七世紀開始發展自身的陶瓷製造業,並在十八世紀時發展出獨特的藝術風格。法國的塞夫爾瓷器是西方陶瓷工藝的傑出代表,以其精緻的製作工藝和華麗的裝飾風格而聞名,並收藏於世界各地的博物館。
中國陶瓷的傳入深刻影響了西方陶瓷的發展,而法國的陶瓷藝術也在一定程度上受到中國陶瓷的啟發。
玻璃工藝
17世紀晚期,東西方貿易中出現了玻璃製品,而來到清帝國的歐洲傳教士們送給清朝皇帝的禮物中亦有玻璃製品。例如康熙大帝1689年2月南巡抵達杭州時,接受了兩位傳教士獻的禮物:一個多彩玻璃球、一架小型望遠鏡、一個梳妝鏡和兩個玻璃花瓶。對西方科學技術抱持開放態度和興趣的康熙帝大加讚賞,並決心生產和製造中國自己的優質玻璃器,遂在1696年下令,於北京蠶寶池口的法國人建造的天主教堂東邊建立了清朝首個皇家玻璃作坊。
來自法國的傳教士洪若翰在1696年10月31日寫給教會的信中如此說道:「在我們住所旁邊的一大塊空地上,康熙帝正在建造一座漂亮的玻璃作坊。如果我們能管理和使用好它,皇帝就將讓我們管理。遵照皇帝的旨意,紀理安神父承攬了此事。
清宮檔案顯示,至少到1705年,北京皇家玻璃工坊就已經能夠生產各種形製的玻璃器皿,包括彩色玻璃器皿和畫琺瑯玻璃器皿。
「香水噴泉」,這是已知的唯一一件法國國王路易十五擁有的中國瓷器,這件仿哥釉瓷瓶由中國景德鎮製,而其裝飾則是法國工匠在法國製作,成為了兩國文化交流融合的見證。
「菊花紋壺」則體現了一段「中國訂製、法國製造」的工藝交流故事。過去這壺曾被認為是廣東官員送給清廷的貢品,但近年專家卻在其底部發現了法國工藝師的落款,證實了此壺是法國生產。
絲綢工藝
絲綢生產的起源,飼養家蠶技藝的出現追溯到公元前8,500年的中國 。當統治者發現其經濟潛力時,就將養蠶由家庭為本的生產,轉型成國營作坊,再發展為成熟產業 。在19世紀機械化時代前,中國的絲綢已透過工業化模式生產。
絲綢在幾個世紀及朝代的演化中,持續開發創新的風格及編織方法。漢族與鄰國不斷進行商業、文化及藝術交流,各地所研發的技術亦影響中國的工匠,雙向的交流令紡織品更為多彩多姿。隨着絲綢的普及和產量增加, 宮廷企圖控制絲綢服裝的使用,並對穿着絲綢者加以管制。
在歐洲,絲織產業在十七世紀到十九世紀末期由法國主導,里昂地區更是主要的絲綢供應中心。與中國一樣,法國皇室積極投資蠶業,使絲綢成為法國主要出口商品。此部分同時展示法國如何運用創新技術實現絲織業機械化,並在二百年歷史中,法國以革新的絲織技術,帶來變化無窮的設計風格。

凡爾賽宮裏的中國風尚
一股文化風,自東方來,吹落在17世紀的歐洲,讓人們了解到一個繁華得無與倫比的中國。
1671年的冬天,法國富麗奇巧的凡爾賽園林,又添一座造型新穎而別致的樓閣。它僅有一層高,在簷口及轉角處,貼滿了出產於台夫特、納韋爾、魯昂等地的瓷磚,屋脊和欄杆內緊密陳列著一排瓷瓶,在陽光下光彩熠熠。在室內,白色的石膏牆上妝點以藍色調的飾物,座椅、臥床等家具罩著藍白相間的綢緞,桌子也被塗抹成藍白色的紋樣。強烈的藝術風格,彷彿中國青花瓷的意境再現,卻是不折不扣的西式建築。它就是令歐洲各地競相效仿的「特列安農瓷屋」。儘管只在歷史上存在了17年,瓷屋卻是一個極好的例證,反映了歐洲人對中國的理解,以及中國風的設計特色與流行趨勢。
清宮中,西洋風景與人物成為清宮新興的裝飾題材,例如宮廷用的開光題詩西洋仕女圖方筆筒,鑲嵌的琺瑯畫片描繪了身着法式服飾的西洋仕女,旁邊配以四首行、楷書題詩,中西合璧。而在凡爾賽宮中,中國藝術品或含有中式元素的法國藝術品均風靡一時。展品之一為西洋畫法的乾隆帝瓷板像,與廳內中式的皇帝肖像形成鮮明對比。這幅瓷板像根據清宮意大利耶穌會士潘廷章所繪乾隆帝畫像製成,1776年被法國國王路易十六收入,掛在凡爾賽宮的書房內。他於1779年又收入了一件相同的瓷板像,據說作為外交禮物贈予了乾隆帝。瓷板像的主題與技法呈現了中法的文化交融,展品背後的故事亦象徵着兩國深厚的交情。
清宮裏的法國畫家
清宮中的法國畫家主要是指清康熙、雍正、乾隆三朝時期,在清宮中服務的耶穌會傳教士畫家。 其中,法國傳教士-王致誠 (Jean-Denis Attiret) - 便是清宮畫家中較具代表性的人物之一,他與郎世寧(義大利人)等西方傳教士一同工作,為中國西洋藝術的傳播做出了貢獻。
王致誠的背景與貢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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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華背景:
從清康熙朝後期開始,清宮開始出現一批具備專業素質的傳教士畫家,他們成為西洋藝術在中國的主要傳播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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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畫與來華:
王致誠便是其中一位,他的經歷讓我們更能認識到傳教士畫家這個群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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適應與改變:
王致誠在清宮中也經歷了適應和改變,融入當地的藝術環境。
郎世寧的背景與貢獻
郎世寧(Giuseppe Castiglione)於1688年7月19日出生於義大利米蘭,早年即在畫室習藝,十九歲(1707)於熱那亞(Genoa)加入耶穌會修習。1709年至葡萄牙里斯本,1714年由教廷派往中國,並於1715年8月20日抵達澳門。此次特展之義大利馬丁尼茲養老院藏品,未曾公開展示,據信為郎世寧在熱那亞時期之作,是抵華前在歐洲的畫作實例,藉此展陳郎世寧的西方藝術本源面貌。
郎世寧抵華之初於康熙、雍正朝的繪畫作品數量有限,但融合中西畫風的面貌精彩多元。郎世寧一方面採用中國題材,於形塑物象的光影效果、構築景觀的深遠表現等方面,顯示出有別於中國畫風的新進展。另一方面,亦有採西洋畫法,卻繪製於中國扇面形式之作。此外,彩瓷展品顯示郎世寧與紋樣繪製的關連,則能說明郎世寧於清宮各式內廷製作的不同角色。